德国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赠予瑞典工业家比尔格·达勒鲁斯的重型银质礼品盒，1939年圣诞节

这是元帅赫尔曼·戈林送给其瑞典友人比尔格·达勒鲁斯的私人圣诞礼物，以感谢他为避免德国与英国之间即将爆发的战争所做的努力。
重型纯银烟盒，镀金，由著名的Herbert Zeitner教授制作，他是德国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最喜爱的珠宝商。盒盖上刻有德国空军大型国家之鹰徽章，背景为光芒四射的太阳。内部也镀金，盒盖内侧精细雕刻有赫尔曼·戈林手写体的题词摹本：“Birger Dahlerus in dankbarer Würdigung der Anstrengungen fr den Frieden ! Hermann Göring Kriegsweihnacht 1939”。底部刻有金匠大师Herbert Zeitner教授的珠宝商印记“Zeitner Berlin”。尺寸7.5 x 12.5 x 1.5厘米，重量240克。配有完整的红色礼品盒，内部为烟盒设有奶油色丝绸衬垫，盒盖内侧为白色丝绸并印有“Werkstatt H. Zeitner Berlin - Handarbeit.”字样，尺寸12.5 x 15厘米。礼品盒中仍保存有赫尔曼·戈林手写的题词原稿，该原稿被Zeitner转制为雕刻。（极为罕见，通常原稿之后会被丢弃）。仅有极轻微的年代痕迹，具有美丽的包浆，自1939年以来未曾触动，保持非常好的原始状态。

附带比尔格·达勒鲁斯所著书籍“Der letzte Versuch London - Berlin Sommer 1939”1973年版一本，内含若干照片，包括戈林与达勒鲁斯的合影。

比尔格·达勒鲁斯（* 1891年2月6日生于斯德哥尔摩；† 1957年3月8日卒于同地）是一位瑞典工业家。他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最后几天担任赫尔曼·戈林的调解人而闻名。达勒鲁斯因其在瑞典期间与赫尔曼·戈林以及与英国领导圈层建立了私人联系。1939年8月，在希特勒的批准下，戈林启用达勒鲁斯以与伦敦达成协议。他与阿道夫·希特勒、阿瑟·张伯伦和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会面。在战争爆发前夕的关键阶段，他进行谈判并试图避免战争。8月31日上午，他在英国参赞乔治·奥格尔维-福布斯陪同下拜访了波兰大使约瑟夫·利普斯基，以解释希特勒关于但泽问题的最后提议。战争爆发后的最初几天，达勒鲁斯继续努力，但在伦敦遭到英国领导层的拒绝，他提出戈林将前往英国进行谈判。这位调解人因波兰拒绝谈判和英国决心阻止希特勒而失败。1946年，达勒鲁斯在纽伦堡审判中作为戈林的证人出庭作证。1945年7月，他以“Sista försöket”（“最后的尝试”）为题发表了其1939年的回忆录。该书于1948年在德国出版，由Hellmuth Dix翻译，他是Rudolf Dix的兄弟，后者是纽伦堡主要战犯审判的辩护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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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赠予瑞典工业家比尔格·达勒鲁斯的重型银质礼品盒，1939年圣诞节

这个由实心镀金银制成的非凡烟盒代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篇章。作为空军元帅赫尔曼·戈林在1939年12月送给瑞典实业家比尔格·达勒鲁斯的私人圣诞礼物，它记录了试图阻止德国与英国之间战争的绝望但最终失败的努力。

赫伯特·蔡特纳是这个烟盒的制作者，他是纳粹德国最著名的金匠和珠宝商之一。作为教授和手工艺大师，他享有戈林的特别信任，而戈林以其对奢华和华丽礼物的偏好而闻名。蔡特纳在柏林的工作坊为纳粹精英制作了许多代表性作品，手工艺和艺术品质始终处于首位。烟盒盖上雕刻的德国空军鹰徽以及背景中的耀眼太阳，是戈林指挥下的空军图像自我表现的典型特征。

铭文“致比尔格·达勒鲁斯，感谢其为和平所做的努力！赫尔曼·戈林战时圣诞1939”指的是达勒鲁斯在1939年8月那些戏剧性日子中所扮演的非凡角色。这位瑞典商人自1920年代以来就与戈林建立了联系，同时还与英国商业和政治界保持着良好的接触。这种独特的地位使他成为理想的非官方调解人，当时希特勒和戈林在1939年8月仍试图劝阻英国代表波兰参战。

达勒鲁斯的和平使命始于1939年8月下旬，他在柏林和伦敦之间狂热地奔波。他会见了阿道夫·希特勒、英国首相阿瑟·内维尔·张伯伦和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1939年8月31日，就在德国入侵波兰前几小时，达勒鲁斯与英国外交官乔治·奥吉尔维-福布斯一起拜访了波兰大使约瑟夫·利普斯基，以解释希特勒关于但泽问题的最后提议。然而，波兰政府拒绝在德国压力下进行谈判，而英国政府在经历了数月德国违反条约之后，不再愿意相信希特勒。

即使在1939年9月1日战争爆发后，达勒鲁斯仍继续他的努力。他传达了戈林提出的亲自前往伦敦进行和平谈判的提议。英国领导层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对德国保证的信任已经完全耗尽。铭文中提到的“战时圣诞1939”因此发生在一个完全改变的局势中：东部战争已经决定，波兰被击败和瓜分，而西部则处于所谓的“假战”状态。

这份礼物可以理解为戈林感激之情的表达，但也是他自我表现的证明。戈林喜欢将自己描绘成与其他纳粹领导人相比较为温和的形象，他可能确实相信自己的和平努力——尽管这些努力最终只是为了让德国在东方有自由行动的空间。手写原始便条的保存——通常在转移到雕刻后会被销毁——强调了戈林赋予这份礼物的个人意义。

战后，达勒鲁斯在1946年的纽伦堡主要战犯审判中作为证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为戈林作证，试图记录他所谓的和平努力。他的回忆录《Sista försöket》（最后的尝试）于1945年在瑞典出版，1948年出版了德文译本，为战争爆发前夕的事件提供了重要但主观的资料来源。

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个烟盒记录了1939年夏天外交操作的复杂性。它表明，直到最后一刻，沟通渠道仍然保持开放——尽管相关各方的目标完全不同。对于历史研究而言，这类个人文物具有特殊价值，因为它们使重大政治事件背后的人性维度变得可见，并记录了官方记录中通常不出现的非正式外交网络。